纪实文学

周光俊:书润绿叶常驻春

2021-02-24 23:09:05 作者:周光俊 来源:贵州文化网

周光俊

   旧时,在农村,能为乡人代笔书信,或红白喜事能为人书写对联,执笔收礼者,抑或有几本线装书摆在案头,人们也会崇敬的称为有“根基”的“书香人家”。

   到春节前两天,有人会提一小包点心,拿了红纸,上门请:“某某先生,请为我写一副对联,贴在门枋上,吉庆吉庆。”

   我曾祖父那辈就是这样的“书香人家”。

   实际上,到我祖父手中,置了几十亩田产,又让我父亲去读了‘贵州师范’充其量只能算“耕读人家”。

   我的家庭很重视教育,但是我自小生性顽劣,和家庭人丁“发”与“不发”有关。父亲是独子,舍不得让他吃苦,无论如何要让他读书。有了文化,哪怕家产败落,生活也不愁。

   我出世一直到四岁,弟弟都还没有到周家来报到。我成了一家人的“宝贝”。什么都将就我,就把我脾气养坏了。

   抓阄时,我虽抓了书,笔和本子。但我是个读不了书的主。不惜书,爱撕书。手被父亲用“活麻”掺过,那坏习惯一直改不了。发蒙读书后,放假时书已基本撕完。

   祖母摇头叹息说:“这娃儿和文昌无缘,注定读不了书。给他置几套扎实的农具……

   性格顽皮的我,对祖母的话不以为然。

   我父亲于一九五六年秋征时参加粮管工作,一九六一年,就把我从甘河小学转学到他身边。后来他从暗流粮站调回卫城区粮管所,我只好住校,一个学期后,转学到卫城一小,和父亲吃住都在粮管所。

   真正让我改变“劣”性,不是父亲的吼骂和棍棒。是一个良好的坏境。在粮管所,除了炊事员胡大伯没有多少文化以外,所有人都有文化,而且都有修养。爱读书,爱学习,喜谈古论今。

   粮管所有个老职工,名叫陈伯初,他记忆好,很健谈,喜欢摆古。吃晚饭时,各人端一个海碗,以饭票打饭,饭菜都混合在一起。当时粮食紧张,按定量吃粮,自然就形成了分餐制。大家围着长桌吃饭,顺便交流工作。陈伯初老人吃完了要走,有人就喊:“陈伯,摆段故事当下饭菜。”

   陈伯初老人哈哈一笑说:“花市街张德超说怀书,要收茶水钱,我这是免费夺他生意,怕人家找我算帐呢!”

   每到此时,我会竖着耳朵听他摆故事;

   陈伯初老人声音圆润,那男中音带磁性,很感染人。他讲的是《三言二拍》里的故事,《灌园叟晚逢仙女》和《苏小妹三难新郎》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

   我感兴趣的,是苏东坡家丫环才高八斗,才疏学浅的秀才都败在她手下;张委这种恶人恶有恶报,大快人心,秋先行善成仙,当为他祝福。年纪虽小,爱憎却很分明。

   再后来,陈伯初老人又摆起《说岳传》《隋唐演义》,当然这些故事我都没听全,断断续续不过瘾,只好去买连环画来看。一次,向同学借了一本《黄天荡》连环画,后面少了几页,不知后事如何,看得心欠欠的。父亲看我很遗憾的样子,掏了五角钱给我:“去买一本看吧。”我一下明白了,说怀书的人在精彩处要“榨板”让人欲罢不能。我把书撕得残缺不全,似乎不对头。我开始忏悔。

   六三年下半年,县粮食局征调了一批青年学生助征。分配五、六个到卫城粮管所工作。这些青年人热爱工作,认真负责。下班后,每人都手不释卷。有些读教材,准备考高一级学校。有些看长篇小说,诸如《西游记》《三国演义》《青春之歌》,有一个戴深度眼镜的男生,看的是《楚辞》,他还大略给我讲了“屈原”爱国殉国的故事,我始知“端午”的来历。

   父亲下班吃了晚饭,也喜欢听陈伯初老人讲故事。故事会散场,洗脸洗脚后,他有躺在床上看书的习惯。他从助征人员处借来《三国演义》,不倦的看阅。父亲的言行,对我教育很大。

   我受那个学习环境的影响,逐渐爱看书,爱学习起来了。从一个不爱惜书的刁顽之徒到爱书如命的“乡贤”,而且甘愿当书“奴”。古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转变花了几十年。

   后来读了一些古今中外的书籍,丰富了知识。对读书,学习重新作了定位:学以致用是常规,传播知识是责任,为社会作奉献是义务,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良知。

二、

   我从读连环画到开始读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由于把握不好度,以至学习成绩下滑,升学考试考得不好,“留级”降临头上。

   我喜欢李家华老师上的语文,他博古通今,讲课带着讲成语典故,我赶紧把他讲的格言警句写在书的空白地方。当时我认为,这些典故,是中华文化的精华,要不然怎会流传至今?一次李老师还讲到《康熙字典》二十七个编纂官,其中有一个是我们贵州花溪人士,名叫周渔璜,字起渭,是贵州的骄傲。

莫圣泽老师上历史,地理,枯燥的内容让他讲得头头是道,神采飞扬,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我回家画了一张中国地图贴在墙上,加深印象,莫老师家访看见了,第二天在课堂上表扬我。

读外国作品,首先是从看连环画开始的,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连环画后,有同学说:“长篇小说里有很多精典名言好买。好奇、好学心驱使,砧头觅缝寻这本书,功夫不负有心人,找来读了。

   读完奥斯特洛夫斯基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练成的》以后,很受鼓舞。果然如同学所言,书中精典语言很激励人:“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一个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怎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保尔的人生经历,就是战斗的篇章。哪怕是悲惨的结局,在我们心中,他的形象是云层透下的朝霞,光芒万丈,天边的彩虹,五彩斑斓,让人追捧,向往。他的理想,就是我们前行的灯塔。

   保尔·柯察金就是力量的化身,他是我们年轻人的榜样。

   当时,我无钱买书,是向一个同学借的,他怕我损坏,更怕我搞掉了,叮嘱了又叮嘱。我嫌他太啰嗦。他说:“我爸爸非常爱惜书,每当买来新书,都要先用牛皮纸包上才阅读。要把折过的地方抚平,合上书本,用一块有重量的木板压伸,平实了才放回书架。”听了这话,我对同学的爸爸很尊敬,佩服。

   我深信保尔的话:“光明给我们经验,读书给我们知识。”这是明白不过的道理。有格言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读书积累知识,看似简单,却是一件极辛苦的事。

   有时父亲下班后,食堂饭没弄好,他见缝插针看几页《三国演义》,这本书看完后,他又借来一本《红岩》。再后来是《林海雪原》。耳濡目染,让我养成爱读书的习惯。做完作业,我可以堂而皇之的看课外读物。我每天放学回来,要看几页书,听见食堂铃声才去打饭。有一次,看书入了迷,取饭的人吃好都走了,炊事员胡大伯走过来拧了我耳朵一把:“看书重要,还是吃饭重要!”我听见吼声,才从书里探出头来。

   吃饭都在回味保尔说的话:“人的生命似洪水奔流,不遇着岛屿和暗礁,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

   多美的语言啊。我单纯的思想,正直的心,被鼓舞着,教育着,长大一定要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革命战士。

   “要永远觉得祖国的土地是稳固在你脚下,要与集体一起生活,要记住,是集体教育了你,哪一天你若和集体脱离,那便是末路的开始。”

   合上书本,闭目回味每一句话,讲得多好啊。那时,街上的电线杆上,都安装有大喇叭,粮管办公楼前的大槐树上也安装有喇叭。一天播三次新闻,之后是播放歌曲。革命歌曲是常态,早晨播放《东方红》,中午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一副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图景就在眼前。

   农忙时,学校组织高年级学生去帮社员收割庄稼。我们举着红旗,戴着红领巾,排着队,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从卫城街上走过。街上的人会驻足观看。他们会说:“对,培养学生爱劳动的好习惯,长大才是有用的人才……

   那时,我们年纪不大,劳力小,抱着一颗童真的心去参加劳动锻炼,不嫌脏,不怕累,觉得很光荣。

三、

   父亲的上级是个南下干部,一九六四年调到清镇县民政局当干部,临走时送我一本字典《新词林》,还有几本小说。有《三里湾》《把一切献给党》《高玉宝》另外还有几本苏联小说《大家庭》《青春》。这几本书,除《三里湾》被人借走未还外,其余的我都看过。

   《青春》一书,描写一群共青团员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参加革命斗争,建设国家而英勇奋斗的故事。书中主人公高尚的革命情操,让我好生敬佩。

   高玉宝是一个解放军战士,在部队仅上过一个月的学,却好学上进,克服种种困难,写出200多万字的作品。有两篇小说编入小说课本。他艰苦奋斗,努力工作,勤奋学习和创作的精神很感人。周恩来总理称他为:“战士作家”。

   当物质条件和理想发生碰撞的时候,行动是检验信念的温度计。

   《把一切献给党》是吴运铎自传体小说,他是新四军兵工事业的创建者和新中国兵器工业开拓者。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他为我国的兵工事业献出毕生心血,在实验中总是命悬一线,三次重大受伤使他的身体残缺不全,然而他还是秉着自己的信念不断尝试和实验。

   他的作品和事迹,鼓舞了一代年轻人。

四、

   我成家后,人口增加,经济拮据,生活比较困难。由于有了家庭这艘逆流而上的船,我赤臂挽着纤绳吃力往前拉。读书依然燃放激情,只是多了现实的考量。

 看书成瘾的我,遇到好书,勒紧裤带也要买来。

   每次赶场,新华书店是我必去的地方。首先浏览一遍摊板上摆放的免费阅读书籍,选了一本,看一上午,走时便买上几本带回家。那时书便宜,几分,几角一本,定价一元以上的书籍,已经是几十万字的大部头了。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李白诗选》《杜甫诗选》《白居易诗选》《李贺诗选》《尚书易解》柳溪写的长篇小说《功与罪》上下两册。这些书定价都很便宜。

   1978年我和生产队派出的30多人,外出做副业,在九公司砌围墙。每天交生产队3元钱填一个工天,可以有五角钱的补助。每个星期天休息半天,就约伴去清镇赶场,上街买东西,大多为生活用品,我则到新华书店看书买书,尽管书价不高,买1本也要花去一天的提存,家中有妻儿老小。实在舍不得放下的书,硬了心肠买走,几十人睡通铺,到晚上1030分就关灯休息,为了不影响别人睡觉,我只能在被子里打着电筒看书。人虽疲倦,却愉悦了心灵。

   1982年,我招聘到卫城区社企办工作。有了一份固定工资,买书比过去要大方一些了。遇到心仪的书,毫不迟疑的买回来。新华书店的柜台里,书架上,古典文学的书籍逐渐多了起来,先后买了自己喜欢的书带回宿舍。

   1988年,调到卫城区公所工作,出差的时间多了,逛书店的机会也多。

   有一次去安顺,看见书店里有《全唐诗》卖,上下册34.8元,花了半个多月的工资(当时工资56元)。心中的高兴劲,自不消说。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二十五史》《全宋词》《全五代诗》《唐宋全词》《唐宋八大家全集》等大部头的书籍,摆上书架。

   四大名著早就买了的。《中国文学史》《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徐霞客游记》以及现当代作家的作品《鲁迅全集》《矛盾文集》巴金,沈从文,钱钟书的作品都零星买到一些。医学书籍《本草纲目》是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一段时间兴起了“王阳明”热,买了一部《王阳明全集》“曾国藩”热时,买了一部《曾国藩》小说,以及《曾国藩全集》莫言获诺贝尔奖,我又跟风买了他的几本书;《蛙》《丰乳肥臀》《檀香刑》《红高粱系列》《与大师对话》。陈忠实《白鹿原》就有三个版本。看了《白鹿原》很震撼,这样的大手笔,获奖实至名归,可惜陈忠实先生早逝。《平凡的世界》全景式描写农村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可惜路遥先生过早辞别文坛,是文学界的损失。贾平凹、刘心武、梁晓声,他们的书都有多部,摆放于耕读书屋的书柜中。

   打心眼敬佩的,还有一位老作家——浩然先生。它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创作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轰动文坛,拍成电影。后来他冷了下去。1995年他的《艳阳天》又再版,真的是喜人的消息。我的书屋中又多了一部再版的老著作。

   有一段时间,又兴起外国小说热,世界各著热,世界获诺贝尔文学奖热。2006年,我在贵阳医学院住院期间,在天桥下的地书摊淘书,1000多册,其中外国小说近800册,不乏名著。诸如《悲惨世界》《复活》《呼啸山庄》《忏悔录》《静静的顿河》等等。自己看完的,不到一百本。而摆列在书架上,有点装点门面的意思。

   卫城至今流传清代王仁阁的诗:“百亩田,万卷书,栽青松,种绿竹,琴三弄,酒一壶,半作农夫半作儒,非是仙家非是佛。”

   退休在家,荡漾在书海中,为它们擦拭书柜,门扇和玻璃,轻拂积尘,捋平皱角。虽然翻阅的人不多了,但它们的价值依然存在。它们的灵魂还在,读书热就会有复活的一天。

   我相信“书润绿叶常驻春”这句话。

                                        2021130

(责编:刘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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