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年前，北京大学的缔造者是贵阳人李端棻

2024-04-26 21:05:35 作者:佚名 来源:贵州广播电视台

　　在贵州，曾经"地无三尺平"的殊境，令诸多久远的文化得以留存。绚烂文化的基石，是寻常百姓祖祖辈辈的日常与劳作。

　　黔山深处，"非遗"蕴藏丰厚，这些从历史中迤逦而来的人和故事，世代传承、生生不息。

 

　　现代教育的先驱李端棻

　　贵阳是开发较晚之地，在贵阳历史上鲜见出大名者。在科举方面，直至晚清，贵阳才出了第一个状元赵以炯;但赵壮元虽饱读经典，诗文出众，却无大业绩;如不是近几十年大搞旅游，这位状元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了。

 

　　贵阳甲秀楼 高冰 拍摄

　　与赵状元大致同时代的贵阳人李端棻，虽然没有状元衔头，却是在历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在边远的贵阳，能够走出这样一位站在时代最前列的历史名人，是特别值得纪念的。

 

　　李端棻 (1833～1907)，字芯园，清朝著名政治家、改革家，现代教育的先驱，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曾经中进士，历任多地教育、考试官员。他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但他绝非这一僵化制度的践行者，而是以自己身居高层的有利条件，推进了近代教育改革。

　　李端棻年少时曾随叔父赴京城求学，亲身感受到了云贵两省地处偏远，士子们去北京会试极为困难，贫穷士子只得徒步，千辛万苦，甚至误了考期。一些人中举之后，便没条件继续进京参加会试了。于是他与云贵总督、云南巡抚联合上奏清廷，请对“滇黔两省举人会试，例给火牌驰驿至京”，这一提议得到朝廷批准。从此，云贵两省的举人，凭着官府发给的火牌进京会试，沿途驿站免费接待。这是有利于读书人走出本土的一件大事。

 

　　1889年秋，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阅卷时，他对考生梁启超以“熔金铸史”的文笔应答考题十分赞赏，认为是“饱学宿儒”于是将他录取，榜上排名第八。后来，年仅17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见这位“伯乐”主考官，梁启超出众的才华给李端棻留下深刻印象，并亲率梁启超入京会考，考后多次约见。几经会晤，李端棻见他温文尔雅，言谈中胸怀四方、忧国忧民，遂将堂妹许配给梁启超为妻。

　　李端棻与梁启超经常在一起议时政、谈西学、谈维新。李端棻并利用自己在京城的人脉，介绍梁启超与京城各界名流交往，使梁启超成长为变法维新的领军人物。梁启超曾说：“启超以光绪己丑受学贵筑李公，旋婿公妹，饮食教诲于公者数十年。”

 

　　李端棻是一位有远见的官员。清廷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让他思考了教育方面的重大问题。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奏请改革专习考据、词章、帖括的旧式书院，在全国普遍设立新式学堂。京城设京师大学堂，各省的府州县遍设各级学堂，开设外文、算学、天文、地理、格致(理化)和外国历史;还建议设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李端棻的这一奏请，旋即被总理衙门审议通过，光绪皇帝降旨允准，于两年后逐一付诸实施。

 

　　1898年，京师大学堂就此建立了，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从而让我国教育体制开始了向近代教育转型的改革。在贵阳，也成立了贵州大学堂。前些年被定为贵州大学的前身。

　　除梁启超外，国内维新派首领人物康有为、谭嗣同等，都是通过李端棻的保荐而登上了政治舞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一日朝廷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一切维新，基于此诏;新政之行，开于此日。”但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阻挠和反扑。李端棻于6月初上《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的奏折，继续推动维新变法，后来又多次上书，是清朝高层支持变法的首领人物。

 

　　提倡近代学制，提倡现代科学，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纷纭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也是李端棻一生中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梁启超说，李端棻“屡上封事，请开学堂、定律例，开懋勤殿大誓群臣诸大事，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戊戌政变记·新政诏书恭跋》)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逾古稀的李端棻回到了家乡贵阳。他受贵州巡抚聘任，在贵州经世学堂主讲。他把国内外前沿的学术思想带回贵州，封闭的贵州学界被震撼了。头两次上课作文时，他分别出了“卢梭论”和“培根论”的题目，学生们对这两位大师一无所知，他只有拿出梁启超所编的《新民丛报》，要学生抄录上面的二位大师的传记，然后作文，三日交卷。有学生将卢梭比喻为中国之孔孟，他非常赞赏。

 

　　李端棻的新思想、新作派，自然受到贵阳一些守旧人士的质疑、反对。从两首打油诗可见一斑。一首为：“康梁余党至今多，请你常将颈子摸;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另一首是：“居心只想做奸臣，故把康梁分外亲;此君曾被康梁误，复把康梁再误人。”李端棻对此写下《闻谤自责》一诗。并撰联木刻后悬于学堂里：“我犹未免为之乡人，甫邀恩命释回，莫补前愆，敢为藐躬堪表示;师不必贤于弟子，所愿英才崛起，突超先辈，庶几垂老睹文明。”他在迈入20世纪的门槛时，便通过与学生的接触，为贵阳山城带来了孟德斯鸠的“三权鼎立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赫胥黎的“天演论”，无疑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知识力量。

 

　　李端棻在逝世前数月，还致函梁启超：“昔人称有三岁而翁，有百岁而童，吾年虽逾七旬，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力于国家也。”

 

　　在北京大学校史馆，至今陈列着李端棻向光绪皇帝所上的《请推广学校折》。贵州大学的校庆，由原先的1942年往前推及1902年，也是李端棻的大功。在《清史稿》卷四百六十四中有《李端棻》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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