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 | 看贵州影视剧中的新“山乡巨变”

2024-10-29 15:42:14 作者:唐晓清  徐思媛 来源:当代先锋网

近年来，贵州影视剧表现新时代贵州“山乡巨变”十分突出，形成新时代贵州“山乡巨变”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共性特征。所谓新时代贵州“山乡巨变”题材影视剧，是以新时代贵州在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方面的伟大实践为创作背景，以贵州农村改革、农业农村现代化、共同富裕、生态文明为内容展现的主旋律影视剧。新时代贵州“山乡巨变”题材影视剧的创作特征有两个明显方面。

 

 

一是表现从“绝境”到“生境”的巨变。

 

新时代贵州“山乡巨变”题材影视剧在绝境与生境博弈的对照与表现上，一方面对艰难求生环境中“山穷水尽”的描绘，另一方面是对美好生活愿景的“青山绿水”展望。通过对生存“绝境”的描绘，反映贵州农村生存条件的艰难和农村现代化探索与实践中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愿景，以及为了愿景的实现而艰苦努力，创造“生境”的过程与结果。这是新时代贵州“山乡巨变”的影视呈现的重要内容。

 

电视剧《高山清渠》展现了草王坝村在“山高水远”自然空间里“山穷水尽”的境地。该剧第一集花了极大的篇幅展现草坝王村的缺水现状，黄大发为迎接女朋友巧玲一家人的到来，在村里四处借水，其原因只是想给巧玲洗脸。借由黄大发借水的路线交代了村民在极度缺水环境中的苦不堪言。而大山是挡住水源的庞然大物，黄大发带领村民用脚丈量高山，开始了“生命之渠”的艰难开凿。大山作为影片最主要的自然景观展现，是一种负面的、威胁的存在，而缺水代表了贫瘠与无奈。影片中黄大发排除万难修渠，甚至因此耽误了女儿的治疗，这种执拗实际上是想带领村民们脱离生命威胁之境的求生本能。电影《一山之隔》中，时立香嫁入闭塞的小山村，村里的生活十分艰苦，因为没有路而暗无天日，她毅然决然向大山宣战：“我这辈子就是用嘴啃，用牙咬，也要把这座山给挖穿”。而挖路之战困难重重，时立香在挖路数载中经历了丈夫和孩子的相继离世，支撑她的唯有凿开大山的强烈意志。微电影《文朝荣》中，文朝荣艰苦奋斗的一生，是从“荒山造林”开始的。在贫瘠且风沙漫天的大山里，文朝荣白天种树、晚上油灯下钻研造林技术，争分夺秒植树造林，是出于和黄大发一样的信念——带领村民改善恶劣的自然环境，走出生存困境。这些影视作品揭示了恶劣环境下，贵州发展的艰难和贵州人民努力走出闭塞与贫困的决心，是对贵州“过去时”的时空展现，为新时代贵州“山乡巨变”铺上传奇和豪迈的背景。

 

 

而在电视剧《花繁叶茂》中，枫香镇的扶贫干部石小峰经过对镇上贫困村的考察，因地制宜制定产业扶贫计划。如在大地方村发展生态旅游项目，在花茂村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和红色旅游产业，在纸房村发现马王河的水质优良，便发展传统造纸业。在一系列产业扶贫项目实施下，三个村实现了脱贫奔小康的目标，展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图景。微电影《花开石旮旯》中，郝为民、刘大山、王天水三人齐心协力建设家乡，凭借村里优质的水源和酒坊的建设与推广，既守住了家乡的绿水青山，又带领村民们走上共同致富的道路。在电影《梦在山乡》中，一对素不相识的青年男女在贵州山区不期而遇，路经娄湖生态公园、贞丰双乳峰、十里荷塘等景区，在乡村旅游中目睹体验了山乡的巨大变化，同时还找回自我并收获了爱情，这是对新时代贵州“山乡巨变”的一种诗意化描述，也是农村现代化探索与实践中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愿景的积极展现，揭示了新时代贵州“山乡巨变”的必然。

 

 

二是表现从“出走”到“归来”的巨变。

 

新时代贵州“山乡巨变”题材影视剧存在“出走”和“归来”的对照关系，即现代意识下的城市空间向往和现代性游离身份的农村空间回归的双重叙事内涵。这是社会发展的反映。在改革开放至市场化初期，贵州人在现代意识冲击下产生对城市空间的向往，纷纷离乡进城打工创业，而新时代的贵州通过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逐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空间发生变迁，受过现代意识洗礼的贵州人又产生离城返乡的举动。因此，新时代贵州“山乡巨变”题材影视剧，通过现代意识作用下所进行“离乡进城”和生态文明建设下“离城返乡”的社会现实变迁的描绘，揭示了“出走”和“归来”的对照关系，从而实现新时代贵州“山乡巨变”题材影视剧的主题表达。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衡量维度。城市和农村的对应关系在新时代贵州“山乡巨变”题材影视剧中是现实而客观的社会空间再现。在城市“他者”现代性意识的启蒙和城市化发展的背景下，生活在农村的人们，萌生了一种城市身份的向往，城市成为农村人口出走并寻找现代性体验的目的地。这种对于城市的向往，是新时代贵州“山乡巨变”题材影视剧的重要元素。如《吉他兄弟》讲述了正安县“300娘子军”南下广州务工掀起农民外出打工热潮的故事，在这打工潮的影响下，方清华、方清明的母亲林美心也毅然决然南下广州，但此去杳无音讯，十五年后方家兄弟为寻母而进入城市空间，于是开启了新一代人的现代性体验。再如《出山记》中，大漆村村民申周一心想走出大山，以此试图改变命运和生活现状，在他看来，只有走出大山进入城市打工，才有可能获得创业的条件和致富的机会。由此可见，生产与消费频繁的城市空间，是农民转变命运、实现梦想的重要场域，获取比在农村丰厚得多的收入，摆脱贫穷困扰是他们离乡进城的主要动机和基本意愿，也是他们追求现代生活的主要目的与价值取向。又如《花繁叶茂》中，李斌面对村委会主任唐万财和驻村第一书记欧阳采薇对其出门打工的阻拦反驳道：“我们家七口人三亩地，种什么？种苞谷？种水稻？种麦子？不管种什么，一亩地才八百多块钱！”李斌认为村里人要出去打工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在家意味着一家人挨饿，永远在贫困线上挣扎，城市成了他们改变自己现状的希望所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现代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必然，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人口红利与巨大推力。

 

 

过去一段时间，城镇化导致农村空心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反差，大量农民工进城，农村人口流失，田地抛荒，这就成了“三农”问题的重心，而消除农村“空心化”、破解“三农”问题，是各级政府工作的题中之义。于是，在“回乡创业”“发展产业”以及“农民合作社”等农村政策的推行下，农村面貌发生了质的变化，农民工“离城返乡”成为一道新景观。这一新景观无疑反映在新时代贵州“山乡巨变”题材影视剧中。如《花开正当时之唱响东方》中，老杨一家依托国家政策在村里发展大棚蔬菜种植，其儿子儿媳也从城里回乡参与创业，在经历了经济危机、恒温库事件后将村里的大棚蔬菜种植产业彻底发展起来，带领村民一同致富，同时还带动了隔壁村的经济发展。《这一站，我的村》中，花茂村、苟坝村充分利用“乡愁”文化，发展现代农业和旅游产业，实现了村里青壮年群体的回流。《三变》中陶万山依托国家政策，把村里农户的土地集中起来统一种植管理，建立新型农民合作社，动员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入股，共同经营，实现农民工回归到农村空间。这些做法从社会层面来看，是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反映，从农民工个体来看，体现了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

 

 

总之，新时代贵州“山乡巨变”题材影视剧，一方面使过去时态“山穷水尽”中农村发展的举步维艰与现在时态“绿水青山”的美好发展景观形成对照，揭示了新时代贵州“山乡巨变”题材影视剧的主题内涵；另一方面，通过对现代意识作用下所产生“离乡进城”和“离城返乡”的社会现实变迁的描绘，反映了城市空间与农村空间的对应关系，从而实现新时代贵州“山乡巨变”题材影视剧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深刻表达。

 

文/唐晓清  徐思媛

编辑/赵珊珊

二审/姚曼

三审/黄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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